【索达吉堪布】
在十九世纪，乃至二十世纪前、中期，别说博士了，一个大学本科学历的人，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极其微小。而今，大学可谓已普及于社会民众当中了，以至一个无有任何学历、文凭的人，反而会成为人群中的少数分子。在文化教育的层次、范围不断提升、扩大的当下，越来越多的东西方知识分子对世间学问体系表示出了不满意的态度。其实，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，人们会越发感受到世间智慧的不究竟之处。因而，佛法的彻底洞穿世事表象的慧眼，才会与日益扩大的探求宇宙人生真理的众生之目光交相辉映。
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柏克森旅游至印度时，在灵鹫山亲见了迦叶尊者。迦叶尊者带他到寂静处，整整为其传授了一年的佛法，还为他剃度出了家。当他回到伦敦后，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，众多专家、学者邀请他作了一次演讲。演讲时，他身披袈裟，向大家介绍了佛法，还指出他以前论著中唯物哲学的错误之处，并作了忏悔，又一一回答了听众有关佛法与哲学等方面的各类问题。当时就有九十六位博士等知识分子在他面前皈依了佛法。
而在中国，我所了解的一位博士常德，也在自己的不懈求索当中，皈依了佛法这一最高真理。我想这些东西智者们的同一选择，恐怕不能仅仅以巧合，或者“愚昧无知”来概括。
【常德博士自述】
记得在读初中及高中时，看到《七侠五义》及《说唐》中，那些护法神祇救人危难于水火之中的神迹，我就有一种欣欣然而向往之的感觉。尽管我的这种感觉当中夹杂了不少天花乱坠的幻想，但内心深处，我还是对这个表象世界之外的某些神秘、不可知的因素充满了好奇。我不想简单地就把它们归之为是一种神话或一种幻想，因为再大胆的幻想都应该有它的现实基础，无有任何没有来由、没有原因的空想之花，只不过有时发现这种事实需要别样的途径、别样的眼光、别样的手段而已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就期待着能有一天在现实与幻想之间，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，自由自在地出入于有形与无形的界面。当时还意识不到，这条探索的红线后来竟一直贯穿着我的全部思索轨迹。我一生的求索，其实都是想突破人身的所有局限，让生命焕发出最自由、最自在的光彩。这种打破所有壁垒的努力，并不是什么“隐身术”、“赴汤蹈火”、“生吞火球”、“刀枪不入”等等的神通追求，而是想发挥出生命原本就具有的潜能，让生命能与天地齐寿、与日月同辉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绝对意识不到这一点，只是想朦朦胧胧地飞旋在天地间、穿梭于时空隧道而已。
八三年我考入了云南大学，那时的中国大地正处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前夜，而我读大学的这四年期间，更是东西思潮，特别是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涌入中国的最疯狂时期。所以尽管我学的是理工科，但在潮流所驱下，我也半自觉、半被动地读了大量的康德、黑格尔、叔本华、尼采、海德格尔、萨特、福柯等人的理论著作。关于神异之事的考虑暂时被放在了后台，对现实世界的理性思索则冲到了前景。但看来看去，除了感觉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之外，思想上根本理不出个对于人生的清醒认识。小时候反倒活得简单而又痛快一些，长大了想深沉一下，想考虑得更全面，想当一个智者，结果反而适得其反。什么时候才能既保有童年的天真烂漫，又拥有成熟时代的睿智呢？
那时别说把西方智者的思想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，就连我自己的平常生活都已是混乱不堪。在理想与现实，在欲望与理智，在个人与社会之间，我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不过上学期间，我倒是去过一次昆明的邱竹寺，印象当中，由于寺庙年久失修，因而破损非常严重。看着有人非常虔诚地对五百罗汉像磕头礼拜，我心中就非常疑惑：对这些土木做成的偶像，有必要跪下自己的双膝吗？于是一个最简单、最省事的判断便不需要任何理由地产生了：这是封建迷信。后来毕业实习时，我又路过西南部的某个寺庙，见山门墙上印着六个比人还高的大字：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六字洪名，故而印象深刻极了。那黄墙红字非常高大、醒目，在我眼中留下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、极为庄严的感觉。
八七年毕业后分配于某事业单位，自此算是领教了以前曾痛斥、鄙夷过的大锅饭的滋味，而且自己很快也沉溺了进去。在社会上工作一个月后，我便知道了“近墨者黑”的厉害。那时于空虚无聊之际，经常饮酒食肉、与朋友聚会、歌舞娱乐、游戏人生。实在没的可玩了，就拿起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以及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，还有明清的笔记小说狂读起来。一方面是困为不想再碰那些佶屈聱牙的东西哲学论典，因为它们除了让你在文字上费解半天之外，根本无有单刀直入、让你豁然明白自身以及社会、宇宙真相的手段与能力；一方面也是实在找不到寄托，又不想整日睡大觉，干脆就看看这些